1931年春天，杭州暴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市政府随即通令“市内各学校如有发现疫症者，全体停课”，“各公共娱乐场所暂时停止开演”，“暂将浙江省立传染病院改为隔离所，病人及接近病人之人皆须至隔离所收治，经过十日经检查后方得出所”，“民众须戴口罩并须注射预防针”。

1932年春节前后，北京再次传染猩红热，北平市卫生局在媒体刊登公告：“天坛传染病院旧址业经组织就绪，已于一月十三日正式开诊，嗣后各区界住户如有发现染患猩红热病者，随时递送医院医疗，以遏疫疬。”

同样还是1932年，广州市卫生局发布公告：“拟在海港检疫所南石头办公室附近，增减隔离病院。”

1937年，云南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建成十几座“麻风病人隔离所”，由财政拨付全款，对麻风病人进行免费隔离医治。

民国期间，政权割据，战火纷飞，中华大地上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大一统政府，各个政权各自为政，争斗不断，不可能有效遏制瘟疫的传播。再加上经费匮乏、医疗落后、民众对卫生宣传和现代医疗都非常隔膜，所以对瘟疫的防控效果始终很差。蒋介石曾雄心勃勃地推广“新生活运动”，强令戏院废止公共手巾，教导民众学会排队和讲卫生，要求理发店员佩戴口罩，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1936年10月4日，北京《益世报》刊登《卫生与口罩》一文，对理发店员大加批判：“各匠人戴口罩，十有九位都戴在了下巴上，一面既遵奉功令，一面仍是我行我法，和把石灰撒在便所外，同是一样‘聪明’。”由此可见，延续几千年的陋习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但是，如果做纵向比较的话，民国毕竟有这么多有识之士，民国当局毕竟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比起古代中国还是进步了许多。来源：北京青年报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