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大臣们并没有在照相后将照相的心得分享给恭亲王奕訢。1860年10月，《北京条约》签订时，英国摄影师费利斯·比托为恭亲王拍摄了一张照片。很多资料上都有记载，恭亲王在初见照相机时“面色死灰”，担心照相机其实是某种会夺走人生命的武器。但是这种情况在之后摄影师对恭亲王的拍摄中很少见。1873年，同样是著名在华摄影师的英国人约翰·汤普森为恭亲王拍摄了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中，恭亲王坐在花园中的圈椅上，右手大拇指戴着扳指、扶着假山。神色严肃但是较为自然，坐姿也较为放松，可见已经适应了拍照。

中国人对摄影的排斥

通过上述资料可以推测，在摄影技术初入中国时，尽管一些人对此不甚感兴趣甚至感到迷惑，但是总的来说，中国人并不排斥这项技术。然而，随着当时中国与欧美国家关系的日益紧张，普通民众开始愈发排斥外国人，同时，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民间则流传着外国人杀害中国孩子，用他们的眼睛拍摄照片的谣言。有关这一谣言的记载可以参考当时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日记，他在1864年6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京城最近谣言四起，说外国人买来中国孩子，然后挖去他们的双眼，去做拍照的药剂。”这一说法不仅在普通人中传播，据1865年至1866年间驻在北京的英国外交官米福特所撰文章回忆，就连当时的重臣曾国藩都相信这一说法：“曾国藩大人有一次和一位英国医生谈及此事。谈话间，他突然说：‘你们对此不要矢口否认。我这里有标本作证据。’随后，他掏出一袋明胶胶囊给医生看。但这些胶囊其实不过是用来装蓖麻油或者其他药类而已。”

也许是受这一说法的影响，法国摄影师保罗·尚皮翁在1865年于中国进行拍摄时受到了较大影响，他说一些中国人认为相机“被念了咒”。这一例子正说明了不同中国人对待摄影的不同态度，无独有偶，1872年，约翰·汤姆逊曾在长江沿岸的某个村庄被村民围攻，而他本人也曾在其《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带着相机穿越中国》等书的序言中提到过在拍摄时遇到的困难：“我经常被当成一个危险的风水先生，我的照相机则是一件邪恶而神秘的工具，它能帮助我看穿岩石和山脉，刺穿本地人的灵魂，并用某种妖术制作出谜一般的图画，而与此同时被拍摄者身体里的元气会失去很大的一部分，他们的寿命将因此大为折损。”汤姆森判断，正是出于这种原因，他很难获得儿童的肖像，但是却有很多人愿意将自己的父母带到照相机前来照相，通过作为摄影模特而获得的微薄资材来购买寿材，以此体现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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