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在中国的婚姻法实践过程中，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极具标志性。法律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在实际生活中，对妇女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法律规定妇女可以主动要求离婚。1953年，全国掀起了离婚高潮，妇女主动要求离婚案件激增。但与此同时，妇女自杀与被杀的案例也急剧增加。能展开谈谈其中的矛盾与问题吗？

赵刘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努力推动新的法律贯彻，进一步打破“父权制”对妇女权利的限制，大大提高了妇女的各方面地位。法律强调“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提高了子女在婚姻选择中的自主权；法律废除了诸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比如“重婚、纳妾”，并禁止“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等。诸此种种，新的婚姻法律有助于建立男女平等的新型家庭关系，并且增强了妇女的主体意识。

我们也应该区别不同时期的法律实践对妇女权利的影响。1950年5月开始实施新的婚姻法律至1953年，全国掀起了离婚高潮，妇女主动要求离婚案件急剧增加。这一时期法律希望打破旧有的家庭制度，包括“家长”对家庭事务的支配以及“夫权”对妇女的压制，法院对离婚判决的标准执行得非常宽松，只要存在法定的“封建婚姻”情形，比如童养媳、妾、包办婚姻等，皆属于具有离婚“正当理由”，一般不经法庭调解即判决离婚；1954年以后，法院对离婚的限制逐渐严格。法院在审理时注重家庭关系的稳定性，改变政治动员时鼓励妇女离婚的做法，注重社会的常规化治理，要求男女双方皆应遵守家庭道德规范，维护家庭稳定性；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全国人口流动增加，经济困境冲击着婚姻的稳定性，生存压力驱动下的婚姻买卖和妇女再婚案件增多，法律实践显示出较为宽松的立场；至于“文革”时期全国各级法院受到冲击，在判决中出现诸多压制当事人的离婚诉求的情形。

为宣传1950年《婚姻法》拍摄的电影《儿女亲事》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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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离婚法强化了家庭主义原则

新京报：在本书的第五章关于当代婚姻的部分，你和耶鲁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戴慧思（Deborah Davis）对中国婚姻领域变化趋势的理解有所不同。（戴慧思等学者认为，国家权力逐渐从私人领域退出后，法律对个人权力的保护使得中国婚姻逐渐呈现“私人领域化”状态，因此挑战了“父权制”文化并扩展了妇女权利）可以具体展开谈谈吗？

赵刘洋：戴慧思教授的研究对我有很多启发，她在Modern China等英文期刊上发表的几篇关于当代中国婚姻的文章我都仔细阅读过，她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婚姻越来越像西方，也就是婚姻越来越成为一个私人领域，国家对于婚姻的管控越来越少。这当然展现出了中国当代婚姻家庭的重要变化。

但我想突出的是除了这种变化之外，我们应当看到中国法律制度更深层次的延续性。比如对于夫妻双方是否存在过错的考量。我们知道，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就开始推行无过错离婚，只要一方认为过不下去了，就可以要求离婚，法院也不会考虑双方是否存在过错。

我认为，中国离婚判决依据不会接受这种无过错离婚原则，关于过错的考量本身就显示出中国人对于家庭观念的价值判断。如果夫妻一方存在明显过错，那他/她在后续的财产分割上就会少分甚至不分。同时，我国婚姻法里明确写有家庭道德的基本原则，这些道德原则在法律实践中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电影《离婚合同》剧照。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近年来在离婚案件的取证调查上，法院逐渐从以往的“职权主义”转向“当事人主义”。学者贺欣也曾反思过类似的问题。在你看来，这种转变的成因以及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什么？

赵刘洋：这里有一个背景。2000年以前，离婚在我国还是比较困难的。当时的社会观念对于离婚的包容性也比较弱。而2000年以后，离婚在中国越来越容易。它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离婚类案件是今天法院基层法官最主要处理的案件类型。与此同时，和过去相比，今天法官的职权也在弱化。

我们知道，因为我国判决离婚所依据的是夫妻双方的感情是否破裂。而离婚类案件的难点在于对夫妻真实感情状况的判断。对于时间、精力、职权都受限的法官来说，他们每天处理那么多的离婚纠纷案件，往往倾向于一种程序化的处理方式，有时候就会演变为一刀切的状况。比如，有一段时期，当夫妻一方第一次提出离婚，法官往往判决不离（也就是我们说的一审不离），等到第二次提出时，法官直接判离。这几年这种状况有所好转。

而在取证方式上，以往都是由法院来取证，现在转变成当事人自己提供，也就是你说的从“职权主义”转向“当事人主义”。尤其涉及争议性的离婚纠纷时，以前法院的做法是会跑到你家各种调查，和当事人聊，和邻居聊，我的书中有相应的案件记录，你可以看到当时的法官对离婚诉讼的调查处理真是极其细致。现在基本不会了。但我们也知道，在许多时候，当事人是无法自己提供的。例如，女性想要调查丈夫是否在婚内转移财产，就必须去银行找证明，但银行是不会提供证明的，所以就无法取证。这在涉家暴的离婚案件中尤为明显。

法律应该面对社会实际，在调查取证程序上注意到婚姻家庭纠纷的特点，根据具体事实情形有效解纠纷；根据具体案件事实，注重离婚损害补偿制度的真正适用，以及在财产分割时要考虑妇女家庭劳动贡献等，如此方能使得注重实质正义的法律规定，在实践中真正发挥保护妇女权利的作用。

新京报：在这本书的最后，你写道：在由“家-个人”的转变的过程中，又正在重回“祖荫”中国的家庭关系因财产权利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改变的过程中，也在重新构筑新的家庭伦理。在你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主义”正在发生怎样的转变？它对于妇女权益相关的法律制定与实践将会产生哪些影响？

赵刘洋：首先，中国的家族主义在今天仍然在延续着。最突出的例子是2011年有关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它规定了父母给子女一方的赠与或者是购买的财产，在夫妻离婚时是不分割的。

表面看起来，这似乎意味着夫妻一方的财产归个人，依据的是一种个人主义原则。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司法解释，在血亲和姻亲原则上，法律选择血亲原则。所以，我们国家的法律实际上是站在支持父母一方。这本身就是家庭主义的一种体现。

今天，一个二三十岁的普通年轻人很难有财力买房，所以婚前购房基本都是父母出资。这样一来，子女与父母无论是情感还是财产关系必然是深度绑定，甚至是高于夫妻双方的关系。

电影《买房》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