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兵部的“行印”早在上一年“木兰秋狝”的时候就已经丢失。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八月二十八日，负责保管兵部“行印”的书吏俞辉庭，因在账中熟睡，以致“行印”被人偷走。俞辉庭当时并未报告，反而给备用印匣加封，冒充真印匣。回京后，俞辉庭贿赂兵部吏员鲍干，把备用印匣当作真印接收。兵部值班人官也没有开匣验视，糊里糊涂就入了库。半年后要用行印，鲍干又买通人员，在库房制造一些痕迹，做成“行印”被窃的样子。
嘉庆皇帝得知案件真相后，派人在上一年“木兰秋狝”的路上明察暗访，最终还是一无所获。无奈之下，只得让兵部重新铸一枚“行印”，与丢失的那枚有所区别，以防造成更严重的后果。铸造费用由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承担。兵部的官员，分别受到降级、枷号、流放等处理。
这一次兵部大印失窃案，主审官员推诿拖沓、不愿担责，涉案人员编造谎言、串通作弊。作为九五之尊的嘉庆皇帝也只能草草处理。这充分暴露了清朝官僚机器的锈蚀程度，这个王朝也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
1816年，也就是清朝的嘉庆二十一年，一支来自英国的外交使团不远万里之遥，来到了北京，给嘉庆皇帝“送礼”。俗话说“伸手不打送礼人”，但嘉庆皇帝却龙颜大怒，将英国使者赶走。
历史上皇帝的禅让，绝大多数是出于形势所迫，并非自愿。而乾隆禅让给嘉庆，主动和被动的成分都有在里面，这导致了乾隆禅让后依然由太上皇把持权柄，而嘉庆皇帝形同傀儡的一个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