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是中共陕西省委在给中央信中的说法：“因各部队太复杂，都是过去的土匪、流氓无产者，充满到处乱抢乱烧，不敢揭出工农游击队和‘红军’等名义，因为恐怕在群众中的政治信仰倒地，离开广大群众，因此即改此名义。”不管哪一种说法，都反映出这支初建的部队成分不纯，与中共要建立人民军队的宗旨相差甚远。尽管如此，“西北反帝同盟军”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部队中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在两个支队中也建立了支部。

关于如何整顿这支成分不纯的队伍，谢子长、刘志丹也有很大分歧。谢子长认为：“对那些成分复杂不可靠的部队，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刘志丹则主张“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办法，不堪改造的个别清理”。部队党组织曾几次召开会议，争论的焦点是“打红旗、改造部队”的问题，“队委会每次开会都吵得没有结果，主要是刘志丹同志坚持不同意打着红旗和立即着手改造部队。”

在争吵中，队伍到了正宁三嘉原。时值春节临近，部队给养十分困难，“队委会决定打土豪筹备年茶食，两个支队都去打土豪，听说赵二娃（即赵连壁）在打土豪过程中，抢了永和集，在双佛堂一带连一般老百姓的猪肉吊子都提来了，群众告到谢浩如（即谢子长）跟前。”

发生了抢劫群众的恶性事件后，队委会立即召开会议（刘志丹未让参加）决定采取缴刘志丹旧部的枪，“然后打出红旗”，并决定“以集合部队出发为名”采取行动。1932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一），部队集合起来，谢子长讲话后，即“命令刘志丹部的赵二娃、杨培胜、贾生财三个部全部缴枪”，在缴枪过程中打死了赵连壁。被缴枪后，刘志丹的2支队大部分人员被遣散回家了，给刘景范和马锡五两人1头毛驴作为路费，劝其回家。就在2支队被缴械的当天晚上，师诸杰带上他的200多人跑了。这就是陕甘边红军发展史上的“三嘉原事件”。这件事情使刚刚组建起来的队伍蒙受了巨大损失，刘志丹也离开了部队，去了陕西省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