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陕西省委因杜衡的叛变遭到破坏后，使红26军与上级关系断绝，也给红26军发展留下了很大的空间。红26军在刘志丹等人领导下，不仅使红军力量得到了壮大，而且建立了陕甘边根据地。但从1934年7月起，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再次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

受了贾拓夫给上海中央局报告的影响，1934年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驻北方代表给红26军两封秘密指示信。1934年7月，阎洼子会议上，谢子长宣读了两封信。指示信和中共陕西省委对红26军批评的口气是一致的，指责红26军“梢山主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阎家洼子会议后，谢子长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写了信，认为红26军需要派得力的政委来领导，将“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他说的“老右倾同志”指谁是不言而喻的。

此后，陕北特委多次给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央驻北方代表打“小报告”，反映红26军存在的“问题”。1935年5月10日，中共西北工委召开玉家湾会议后，郭洪涛“向北方代表写秘密报告，说……刘志丹包庇掩护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专门挑拨陕甘、陕北的对立，挑拨红26军和红27军的对立。”

尽管此事郭洪涛在回忆录中没有记述，但根据朱理治的回忆，郭洪涛的确给中共驻北方代表写过反映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存在右倾问题的信。朱理治回忆说：“1934年底，陕甘特委写信给陕北特委，批评陕北执行的是立三路线。中央孔原同志（简称”中代“）根据陕北郭洪涛、鲁贲等同志的报告，认为陕北工作在1934年有了很大的发展，而陕甘边甚为落后。”

可见，从1933年11月贾拓夫给中央的报告，一直到1935年5月郭洪涛给中央北方代表的秘密报告，都是反映和批评陕甘边苏区与红26军存在所谓的右倾错误的。这给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北方代表一些领导人形成了一种看法，刘志丹等人在陕甘苏区执行的是右倾路线，红26军是一支右倾机会主义者把持的军队，必须派人去解决红26军和陕甘边苏区的右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