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从上海来的聂洪钧也到达陕北，他对陕甘边的印象是：“经常可以听到一些说法：从西安、太原来的‘来路不明分子’多是由张慕陶派来的右倾分子，也有西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来路不明分子’所以能够进来，都是刘志丹的引进和受他的包庇；……刘志丹、高岗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曾在陕甘边导致红26军全军覆灭；如此种种，对我的认识有很大的影响。”从以上两人回忆来看，他们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即陕甘边和红26军存在右倾问题。

张慕陶、张汉民因素和肃反

前文提到关于刘志丹和陕甘边苏区的右倾问题都与一个叫张慕陶的人有关。张慕陶，陕西旬邑人，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常委。1931年春，因反对王明被开除党籍，接着在天津被捕。1932年9月出狱恢复党籍后，被中共中央北方特科派往张家口任中共特委书记，后因与以柯庆施为首的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发生了意见分歧，被开除党籍，并定性为反革命右派。

张慕陶被开除党籍后曾一度进行反对中共的小组织活动，因此在1933年以来的中共的一些涉及张慕陶的文件都称之为“反革命右派”。因张慕陶是陕西人，又曾经担任中共陕西省委领导职务，陕甘边和红26军又直接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许多人与张慕陶有着同乡、上下级关系。因此，张慕陶被定性为“反革命右派”后，陕甘边与红26军的反右斗争主要是清除张慕陶的影响。朱理治到陕北时，张慕陶和陕甘边根据地以及红26军还保持着某种联系，“张慕陶派通讯员给另一位同志送信”，更引起各方面的警觉与怀疑。朱理治感到问题很严重，成为促使他下决心进行肃反的一个主要诱因。

对陕甘边进行肃反的另一诱因是张汉民事件。张汉民是中共地下党员，长期在杨虎城的第17路军任职，先后担任杨虎城的卫士营长、警备团长、警备第3旅旅长，“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搜集军事情报，支援陕甘游击队，掩护刘志丹、谢子长等来往陕西开展工作。”1934年底，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活动在鄂豫皖的红25军长征到达陕西，为同红军建立联系，杨虎城指派第17路军张汉民警备第3旅跟随。不料，1935年4月9日，红25军在位于蓝田县的九间房设伏，全歼跟随的张汉民旅，并俘虏了张汉民。在审问张汉民时，红25军主要领导人“从张汉民处知道刘志丹、高岗和张有联系，从而怀疑刘、高和红26军干部有问题，种下了后来陕北错误肃反的一条根子。”因此，张汉民事件为红25军到达陕北后立即进行肃反起了催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