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如何看待“三嘉原事件”？陕西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时分为两个支队，“第一支队是中心骨干，第二支队纯系土匪集合而成……这样成分组成部队，只有很坚决的肃清土匪流氓分子，洗刷部队。企图渐次的改造，纯是幻想。因此决定工作：第一，首先将第一支队许多土匪首领赶出部队，然后渐次肃清，其群众尽可能的保存一部分觉悟的先进分子。第二，将第二支队完全解决。”可以看出“三嘉原事件”刘志丹部被缴枪之事，是中共陕西省委所认可的。

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三嘉原事件”后，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后叛变）任政委，刘志丹被排斥在游击队的领导之外。

1932年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派杜衡（后来叛变）到根据地组建红军。在成立红26军时，杜衡给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原陕甘红军游击队领导人扣上了“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各种帽子，把他们排斥在红军的领导之外。后来，在王世泰等人的坚持下，刘志丹以挂名政治部副主任留了下来，谢子长、阎红彦逼迫离开部队去上海受训。中共陕西省委肯定了杜衡的做法，并同意杜衡不切实际的关于在渭北创建根据地和扩大红26军的军事计划。由于杜衡南下关中建立根据地的错误做法，导致1933年6月，红26军在关中几乎全军覆没。

1933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因杜衡叛变遭到严重破坏后，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贾拓夫给中央写了两份报告，两份报告都涉及到红26军的问题。报告批评了原陕甘游击队中的“土匪习气”，“这些土匪部队利用我们的红旗到处随意勒索群众，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群众谓之‘假红军’。”贾拓夫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原陕甘游击队中的“土匪习气”不完全对，但也并非空穴来风。如前文所言，部队的成分不纯，成为杜衡排斥刘志丹等红军领导的主要借口，也被中共陕西省委所认可。从贾拓夫给中央的报告来看，该报告给中央造成的印象是红26军是一支执行“右倾”路线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