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大中国取得这点成绩真是来之不易。宣统二年，在资政院审议《新刑律草案》时，仅仅一个“无夫和奸（即和没有丈夫的女子通奸）”不为罪的条款，新旧两派就要吵得沸反盈天，新的法律精神注入之难，于此可以概见矣。从传统的重礼教迈向现代的重法理，清季的中国尽管步履维艰，但在以沈家本为代表的志士仁人的推动下，还是小心翼翼地启程了。

回顾清末司法改革之历程，李贵连先生说：“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律改革，是中国法律史上亘古未有的变革。经过这次改革，现行法律，从体系体例到名词概念再到精神价值，都与传统法律断裂。西方化法律取代了传统法律。这十年法律改革的主持者。这是沈家本七十多年生命精华之所在。自改革之日起，他和他所主持的法律改革，就颇多争议。誉之者视他为‘法学泰斗'，融铸中西法律法学的巨人，毁之者斥之为‘抗命之臣'，自毁藩篱的罪魁。”但历史终究是公正的，从清末越往后，沈家本得到的评价就越高。

而和沈家本一起，修订法律的另一位重要角色伍廷芳，入民国后任司法总长，为了维护人权，捍卫法律的尊严，又续写了自己的光荣。当时，雄据上海、手握兵权、被孙中山称为“吾党唯一柱石”的沪军都督陈其美随意拘押平民，伍廷芳致函痛斥：“清之末造，立宪虽假，而司法成立所在，行政有司，未敢妄为侵越横恣如贵都督所为。……贵都督乃为满清行政官吏所不敢为之事，本部窃所未喻。……本部亦望贵都督勿施积极手段，坏民国之基础也。”时至今日，读这样的书信，仍令人神往其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