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十七世纪，安南以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沉船中打捞起来枪炮作为样式，并雇佣欧洲枪炮铸造工匠，使安南能够获得欧洲火器的新技术，并用于火器制造。

十七世纪初，缅甸人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沙廉（Syriam，今缅甸半岛部分）后，残存的欧洲俘虏及其后代成为缅甸军中火器部队的骨干。除外籍火器手，缅甸人也建立了自己的火器部队，莽应龙时，火枪与火炮已成功地融入缅甸步兵和战象的单位中。

日本学习了葡萄牙人的火枪技术，不断仿造和改进，十六世纪末时路上火器之精良和应用之普遍，已经超过英、法等西欧先进国家。织田信长在著名的长筱之役（1575）中能够彻底击溃武田胜赖，即是主要得力于埋伏在河边的上万名火枪手。

明朝也积极引进各种火器，学习仿造荷兰人的红夷大炮，万历年间，明军与首次来到广东沿海的荷兰武装船只发生海上冲突，便见识了红夷炮的威力。

火器的传播影响巨大，恩格斯强调，从装刺刀的枪起到后装枪止的现代作战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决定事态的不是执马刀的人，而是武器。而军事史学家富勒认为，火药的使用，使所有人变得一样高，战争平等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周边的政权纷纷挑衅中国，烽烟四起的晚明东亚世界发生了四起大的战事：西南中缅边境战争（1576-1606）、东方中日朝鲜战争（1592-1598）、东北明清辽东战争（1616-1644）和东南中荷台海战争（1633-1662）。

明朝要应付周边战事，国防开支不断增加，从嘉靖十年（1531）到万历三十年（1602）间，13个边镇的官军数从37.1万人增加到61.9万人，再增至68.6万人，每年所编列的银两数量从336万余两暴增至827万余两，是万历六年太仓银库每年收入367万余两的2.25倍，把明代从张居正时代攒起来的积存全用完了，而到了崇祯元年，各边欠饷已达520余万两。

另外，经济全球化使得明朝与世界经济，特别是世界货币体系一体化日益加深。李伯重指出，白银输入的起落变化以及对于明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是直接导致了明朝的覆亡还是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目前学界还存在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