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元月四日应该为三日，“胡佛”号轮船，应该为“柯立芝总统”号。高宗武、陶希圣抵达香港后，陶希圣太太万冰如以敦请陶希圣返回上海为借口，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晋生、范生离开上海，三个大孩子琴薰、泰来、恒生被留下来充当人质。为了解救三个大孩子出险，陶希圣与杜月笙商议，委派曾资生潜回上海与万墨林联络。经过万墨林周密安排，加上陶琴薰和两个弟弟的机智应对，陶家三兄妹与曾资生于1940年1月20日分别登上停靠十六铺码头的意大利邮轮，于1月22日上午10时抵达香港。

同年11月31日，万墨林在上海大马路金山饭店门口被捕，先后在极司斐而路七十六号汪伪政府特工总部和虹口日本宪兵队遭到残酷刑讯，始终不肯供出重庆国民政府驻上海代表蒋伯诚和其他地下工作人员的信息。后来经过杜月笙多方营救，由53家商店联合担保，才获得释放。1942年冬天，万墨林又与中风之后的蒋伯诚及其手下干员一起被捕。

1971年11月万墨林七十大寿之际，台北《自由谈》杂志同时刊登陶希圣的《侠士报国之义举—为万墨林先生寿》，和高宗武的《寿万墨林先生七十》。万墨林为此在《沪上往事》中解释说：“我在上海为地下工作人员跑腿，随时都有被捉杀头的可能，我的两度牢狱之灾，并不一定就是为了高、陶二位先生的事件所引起。……我的两度被捕跟高陶事件稍有关联的，充其量不过敌伪双方早晓得我沾过高陶事件一些光，想起当年他们自己的狼狈情景，在修理我的时候，手脚来得重一点罢了。”

1942年2月，经过“高陶事件”生死考验的陶希圣辗转来到重庆，重新回到蒋介石的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并且被提拔任命为少将组长。陶希圣抱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在操刀替蒋介石写作完成于1943年3月10日的《中国之命运》中，写下了诸如“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之类反文明、反常识的党化教条。政治智慧远远高出陶希圣的高宗武，显然不是蒋介石能够包容和驾驭的。1940年4月，高宗武化名“高其昌”，持重庆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官员护照，偕夫人沈惟瑜经欧洲抵达美国，起初在驻美大使胡适身边协助工作，随后干脆远离政治，经营起他所擅长的带有文明赌博性质的股票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