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7日，高宗武把妻子沈惟瑜秘密拍照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稿及其附件交到杜月笙手中。1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昨夜，由高宗武派杜月笙携汪逆与倭寇所订密约、与其交涉经过之内容及其照相底片来告密，阅之，殊不能想象汪逆卖国之实情竟至于此也！彼对国土与主权之丧失毫不关心，而惟以关税存款与四千万圆预付金为组织伪政府之预付金是争，是猪狗不若矣。”

1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本日会客，约月笙来谈发表日汪密约之手续。手函宗武慰勉之。”1月20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注意：……三、汪逆已飞青岛开会，其密约即速发表不可。”

蒋介石专门指示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由重庆飞往香港，亲自指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稿及其附件的发稿事宜。由高宗武、陶希圣联名的《致大公报函》，也于1月20日由专人送到香港《大公报》及国内各大报刊。1月22日，日本与汪伪之间被称为“日汪密约”的上述文件，在各大报刊公开披露。陶希圣、高宗武还于当天联名致电汪精卫等人，希望他们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己无益、于国有害之运动”。此举在国内及国际社会引起巨大轰动，在坚定中国军民抗战决心的同时，也给卖国求荣的汪精卫等人造成沉重打击，史称“高陶事件”。

黑道中人万墨林的道义边界：“我只不过出动兄弟，保护他们安全”

与法学博士高宗武以及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的前北大教授陶希圣，为权力赌博而一度越界跳入卖国火坑相比较，原本是青帮会党黑道中人的杜月笙大弟子万墨林，在“高陶事件”中反而严格遵守了“盗也有道”的道义边界和限权操守。

万墨林，原名木林，是杜月笙的姑表弟和侄女婿，又是深得杜月笙信任的第一门生和大管家。他虽然没有文化不识字，却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上海沦陷后，杜月笙远走香港，万墨林成为杜月笙留驻上海的第一代理人，同时还兼任由杜月笙为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骨干吴开先为书记长的“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的总交通，负责从事地下抗日工作。1949年之后，万墨林在台湾地区出任“国民大会代表”。1973年，他在晚年回忆录《沪上往事》里写道：“我奉到杜先生的命令，护送两名重要人物，离沪赴港，我既不知道哪两位先生，也不晓得内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所做的，只不过是预备两张一九四○年元月四日，由上海驶往香港的‘胡佛’号轮船船票，按照杜先生指定的方式，交到两位先生手里，从接过船票的一刹那起，出动弟兄，保护他们的安全，直到‘胡佛’号离开上海为止。‘胡佛’号上，则杜先生另有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