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在抗日战争最为惨烈的危机时刻，汪精卫等人擅离职守前往昆明。12月19日，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春圃、曾仲鸣、陈昌祖等人同乘包机前往河内。汪精卫的出走，对于勉力抗战的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造成沉重打击。蒋介石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雪耻，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借口不愿与共产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12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按照《重光堂协议》发表第三次声明，声称要“彻底击灭抗日之国民政府，与新生之政权相提携”，以建设“东亚新秩序”。12月29日，汪精卫签署主张中止抗战对日求和的《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声明稿，交给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带往香港，于12月31日在汪系报纸《南华日报》发表。这就是汪精卫以和平救国名义公开叛国的所谓“艳电”，“艳”在中文电报中指的是29日。12月31日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见汪响应敌相近卫宣言之明电，其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汪兆铭违法乱纪，永远开除党籍，撤除一切职务，此后一以上月二十六日蒋总裁之演词为标准，奋斗不屈。”汪精卫（兆铭）至此既丧失了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政治权力，也丧失了和平救国的政治合法性。

不做傀儡，采取断然措施

对于出走河内的汪精卫来说，高宗武是其政治班底中唯一懂得日本人的文化心理和政治谋略的一个人。1939年2月1日至5日，从香港应召来到河内的高宗武，每天与汪精卫进行长达8个小时的商谈。他们商议的初步意向是，预定于当年的10月10日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由日本方面借款2亿元，在此之前，每月提供30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汪精卫为此特派高宗武再次访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