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高宗武乘船在长崎登岸时专门拜访父亲高玉环的同乡好友、正在这里养病的著名实业家和教育家黄溯初。两个人用温州乡音进行秘密交谈，黄溯初劝告高宗武“救国必先自救”，严肃指出“追随汪精卫是绝对错误的”，希望他及早悬崖勒马。正是这次秘密拜访，为后来的“高陶事件”埋下了伏笔。

高宗武在日本期间，先后与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外相有田八郎，以及多田骏、板垣征四郎等军政首脑进行会晤。3月16日，高宗武回到香港。3月18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将内阁五相支持汪精卫组织“新中央政府”的决定通知高宗武。日本兴亚院为此决定，从4月初到9月底，每月由中国海关的关余中划拨300万元，作为汪精卫卖身投靠的活动经费。

5月6日，汪精卫在日本人保护下从河内抵达上海，于28日向日本提出“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5月初，高宗武离开香港赴上海与汪精卫会合之前专门拜访杜月笙。杜月笙劝告他不要去，他表示自己必须去，“我不但不会做傀儡，我将采取断然措施”。

5月31日，高宗武陪同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董道宁、周隆庠等人再一次来到日本。6月18日，汪精卫一行离开东京，于24日抵达天津，28日回到上海。据高宗武回忆：“回到上海的那天，我先回法租界的家发了一通电报给陈公博，知道他急于想知道我们旅行的结果。我说，所有我们希望做到的事，在东京全部一无所成。想要跟日本人谈判救中国绝不可能。接下去我们要做的是拯救汪精卫。”

8月22日，日本陆军少将影佐祯昭，奉命在上海北四川路的“梅华堂”设立办事机构“梅机关”，专门负责扶植汪精卫成立“新中央政府”。在此前后，重庆国民政府于6月8日下令通缉汪精卫。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7月14日议决，永远开除褚民谊、周佛海、陈璧君等人党籍。8月24日，议决开除梅思平、高宗武党籍。8月26日，下令通缉周佛海、陈璧君。9月12日，下令通缉汉奸陈群、缪斌、梅思平、何世桢、高宗武、丁默村、林柏生、李圣五。由于陶希圣的名字被蒋介石从通缉令中亲自勾掉，导致汪精卫及日本人大为猜疑，汪伪组织内部开始出现分裂。高宗武、陶希圣、陈公博等人希望汪精卫在日军占领地区之外组建相对独立的新政府。周佛海等人认为汪精卫缺乏实力，不得不依赖日本方面的支持在南京建立傀儡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