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部署营救计划

从1939年11月1日起，代表日本政府的“梅机关”与汪伪组织之间开始正式谈判，会议地点先在上海虹口的六三花园，后改在愚园路1136弄60号。日方提交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意味着日本将与苏联合谋瓜分中国几乎全部的领土。陶希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11月3日分别致函汪精卫、周佛海两人，表示不愿再出席这样的会谈。参与谈判的高宗武，借机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稿及其附件带回家中，交给妻子沈惟瑜全部拍照。

1939年10月底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黄溯初，与另一位同乡好友、时任上海商会理事长和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的徐寄庼商议营救高宗武。徐寄庼找到杜月笙的私人驻沪代表徐采丞，委托他秘密携带自己的亲笔字条前往香港。杜月笙见字条上写着“高决反正速向渝洽”八个字，立即飞往重庆向蒋介石请示。得到蒋介石许可后，他赶回香港部署营救计划，并且邀请黄溯初到香港面谈。12月18日，蒋介石日记中出现了这样的记录：“下午与俄使谈外交，与月笙谈汪事。”12月21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与黄溯初谈话。”

12月24日，汪日谈判告一段落。12月26日，汪精卫召开“干部会议”，最后审议《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12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在该项密约上签字，陶希圣称病未往，高宗武也借故没有出席签字仪式。当天晚上，高宗武前往位于法租界环龙路的陶宅看望陶希圣，两个人达成一同“脱离”汪伪组织的意向。

1940年1月3日，高、陶两人在杜月笙的大弟子万墨林的周密安排和严密保护之下，登上“柯立芝总统”号轮船潜离上海，1月5日安全抵达香港。黄溯初事先已经派人潜回温州，护送高家老少转移到安全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