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战争进行到1948年，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前线人力物力的需求与日俱增，各解放区普遍感到支前压力十分沉重。彭德怀反映西北军区“敌人三光政策，人民损失五年难以恢复”(转引自王政柱：《毛主席和我们在一个战场》，《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聂荣臻也反映华北军区“在人力物力动员上都是最大的限度了”(《军队建设问题的报告》（1948年2月16日），《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认为“乡村人口大为减少……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因此发出指示：“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今后前线兵源全部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页。)

当时中共地方部队肩负着保卫解放区与参加生产的双重任务，地方部队升格为奔赴前线作战的野战军，必然要求补入新的兵源参加地方部队。“前线兵源全部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最终都需要从俘虏这一群体上作打算。因此，1948年8月发布的《中央军委关于兵源补充问题的指示》，对俘虏政策再次作了调整：“除俘虏军官与士顽仍按中央工委会议决定方针处理，给以良好教育，分批放走以瓦解敌人外，对俘虏士兵原则上应是一个不放，大部用于补充部队，小部用于后方生产……其不能充任战斗兵者，亦可充任担架兵、辎重兵或分配后方机关服务，调换青壮人员补充前方。一般不能服兵役之老弱，应分配在解放区就业，参加农业生产或其它生产，以增强解放区劳动力，减少敌区的劳动力。”(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2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