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回国之后他发现国民政府竟然“对于我军如何进入东北、行政人员如何接收政权以及经济如何移交，并无协议”。而且9月22日和9月28日的政务、经济两委会联席会议，“从未闻外交当局对于苏联如何交还政权，如何交还占领之经济事业有何指示。”

不仅如此，张嘉璈还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谈判策略多有批评。“苏方坚持先解决经济，然后谈接收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各市。以其长春路，不让吾方先行接收，而各省仍尚有待。可中央如宋（子文）院长、王（世杰）部长则坚持先接收，后谈经济。”即先经济后军事与先军事后经济之别。

对此，张嘉璈就对宋子文、王世杰不务实，处处从法理观点理论的交涉策略不以为然。在1946年4月8日的日记，他写道：“彼不知是否协助我军北上接防之枢纽，在经济合作之协议达成与否。且苏方种种阻碍吾军北方之准备，早已布置齐全，静待经济合作谈判之结果，而伸缩操纵。王外长高见不及此，余实深为国家前途忧虑。”

在张嘉璈看来，苏联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持消极态度，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因为其企图以合法手段占有东北的资源，提出了对东北资源及经济由中苏合作经营开发的要求，以达到控制东北经济的目的，以为其谋取更大的利益。

正是如此，自一开始，张嘉璈根据其自身与苏方接触经验，力主国民政府不妨曲从苏联不当之要求，尽速与之议定《中苏东北经济合作协议》，则苏联或能尽速撤军，并让国军迅速进入东北(至少可据有南满)；以免夜长梦多，而将不利于国民政府之大局。

尤其当国民政府考虑可以用一笔赔偿为替代“战利品”满足苏军要求时，张嘉璈特别指出，“在余个人意见，战利品，在法理上，果属重要。但吾方已允与一笔赔偿为替代。故仅属文字上之歧异，于实际并无出入。而最重要者，在于中共在势力之膨胀。……盖东北问题，在一个月以前，仅以对苏交涉，今则夹入中共之军事政治问题，已形成无法解决之情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