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作为依据的，一是前文所列的蔡金台私信引的荣禄之语：“南皮（张之洞）公忠可敬，无如常熟（翁同龢）一手遮天，两邸皆病不治事，容当缓图。”

二是杨锐于8月写给张之洞的一封信，信中明确说：“公入对之举，前沮于常熟，昨日之电，则出刚（刚毅）意。何小人之必不能容君子耶？”

这两份信件，都将阻止张之洞入京的黑手，指向了翁同龢。

张之洞返回湖北没几天，5月29日恭亲王去世，死前留下遗言，告诫光绪皇帝，认为翁同龢祸国殃民。6月11日，中央发布变法诏书，开始了“戊戌变法”。6月15日，翁同龢被突然“双开”，送回了常熟老家。这是戊戌年众多扑朔迷离的怪事之一。一直以来史家对此的解释，都是归因于慈禧为首的“后党”与光绪为首的“帝党”进行权力斗争，慈禧将翁同龢清除出中央，以削弱光绪的力量。近年更多的证据表明，正是光绪皇帝本人不满于这位“居心叵测，并及怙权”的老师，而亲自下旨令老师下岗的。

不久，朝局再度变化，王文韶、裕禄调任军机处，荣禄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北京的“坑”被迅速填满了，似乎没有给张之洞这根“大萝卜”留出位置，他也就只好继续扎根湖北。

不过，这一年所发生的一切，证明了张之洞的政治敏感性的确过人。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张之洞在坚持改革实践的同时，及时地写出了一本《劝学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在改革的同时要坚持正确的政治领导。这本书令其成功地划清了与康有为等所谓变法派的界限，无论戊戌变法中，还是戊戌政变后，都成为中央力推的干部教育教材。

在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提拔了四名年轻的军机章京，组建了一个小型的“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其中，与张之洞关系极为密切的杨锐、刘光第皆在其列，其余2人则是谭嗣同、林旭。这令张之洞得以更为直接快捷地了解到中央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