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到底有没有看过“整理稿”并且同意发表，是全部问题的核心。任何企图绕过去的作法都是要不得的，是对读者和历史的不负责任。因为如果有看过，那就是钱学森的文章，谁写的就都无所谓了，叶文接下去的话也就全都白说了。既没有写稿编辑的事，更没有《中国青年报》的事。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不搞清楚，是绝对不能说“好在基本事实已经搞清”，并且把责任全部推到《中国青年报》的。那样的话，蒙受不白之冤的倒是《中国青年报》了。

叶先生还进一步下结论说：“应当说，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种种严重后果，其实与钱学森无关。”这就更加自相矛盾站不住脚了。该文既然以钱学森先生名字发表，而且叶永烈自己也说，在他的两个“如果”中，钱先生是有责任的。因为“他应当表示不同意发表”、“应当要求《中国青年报》更正或者道歉”。而据叶文介绍，毛泽东曾经亲口对钱学森说，“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既然钱先生知道有这篇文章，又没有做到两个“应当”，怎么能说“与钱先生无关”呢？何况还存在一种叶先生只字不提的可能度极高的情况，那就是，钱先生是看过并且同意发表的，那更是应该“文责自负”，有直接责任了。无论哪种情况，叶先生的“应当说”，都是不应当说的。

叶先生不采信Z君的第一句和第三句，目的是撇清钱学森和此文的关系，但他没有达到，因为他的分析没有说服力。

至于在第二点客观评价中，还提到钱先生在1958年发表谈话、发表文章，原本不过是表态谈话、应景文章而已。仍然据叶文介绍，钱先生在1956年就开始研究农业高产问题，在“大跃进”时期写过6篇文章，在会议发言恐怕难以计数，直到1993年还坚持他的科学理论，甚至说亩产可以达到10万斤。既然“他是以科学家的严谨认认真真对待这一问题的”，说他就《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谈话、文章都是表态、应景，恐怕是难以服众的。表态、应景云云，隐含着钱学森是违背本意委屈相从，但又何至于文章一发就达六篇之多，乐此不疲？这种说法表面上好像是维护钱先生的名誉，其实是对钱先生尊严的伤害，想来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先生本人也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