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汉朝的使者没能越过大海，与古罗马帝国进行直接的对话，但东西两大帝国间接的文化和商贸交流却往来不绝。

自公元前111年大汉王朝设立敦煌郡开始，在两汉王朝300多年的苦心经营和精心守护下，大汉王朝将大汉的风华与气度，将儒家的礼仪与仁爱，将中原先进农业耕作与灌溉等诸多文明的因子尽皆移植过来，从而为敦煌及广大的西域地区带来了中原文明的种子。一时之间，在绵长的丝绸之路上，商贾旅人络绎不绝，一派繁华。

魏晋之后，随着中原陷入“八王之乱”的动荡，中原的世家大族更是直接携带着中原的文化基因迁移至河西地区。

尤其在西凉时期，西汉名将李广的后代、原敦煌太守李暠建立了西凉政权后，更是在此兴办儒学，设立泮宫，把敦煌打造成了西域的儒学中心，在保存了中原文脉的基础上，为广大的河西地区开创出了色彩斑斓的文明之光。更为世界各种文化在此间的交互提供了和美与共的温良土壤。

当来自中原的文明在西域绽放之时，就注定了贵霜帝国和中原王朝的这场文明对话的最终上演。

但在两汉之际，犍陀罗的佛像艺术还并未正式进入大汉的文化圈层。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犍陀罗文明还不足以形成强大的辐射力，可以将大汉的文化覆盖；另一方面，此时两汉王朝开创的文明太强大了。中原文明在西域的存在和权威性，还没有任何一支力量足以与之对话和抗衡。对于西域诸国民众来说，大汉王朝的雄风和气度就是他们的寄托，大汉的文明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大汉王朝的雄壮就是他们的信仰。

然而，东汉之后，随着中原的连年离乱，大汉芳华不再。失去了大汉的看护，不但让西域的各族人民群众的内心陷入无可依托之中，就连孤悬西域沙漠深处的中原遗民的内心，也觉得自己深深陷入到了无依之地。